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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其实时局动荡，风雨飘摇，百花凋零是时令所致，人皆困此，美景难再，正如上官婉儿戏言，夏蝉声噪，邻家也无春色。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武周代唐已经是天时随播，时局中人莫能外都要受此影响。
文学作品之所以长久拥有生命力，在于那种能够普遍代入的情境。读诗咏词，言虽古人，但感触却产生于每个人自己的内心，诗作或有优劣的分别，但人的感受还是普遍平等的，没有高低之判。
上官婉儿评价这诗形意仍散，李潼心里并不认同，但之所以不争辩，大抵还是出于一种夏虫不可以语冰的想法。
唐诗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为人所知，内里又可细分许多门类，比如年代上的初盛中晚唐，派别上的宫体、边塞、田园等等，形式上的古诗、律诗、绝句等。
唐诗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日常唱和交际的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，一人立题立韵为唱，其他人应和作诗。奉皇帝之命作诗称为应诏，武后履极之后因避讳其名“曌”而称应制，太子、皇后之命称应令，诸王之命则称应教。至于普通人，那就是和了。
上官婉儿认为这一《雨晴》诗形散失工，李潼并不感到意外。初唐时期宫体诗仍占主流，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便是初唐宫体应制诗的翘楚，其人诗作甚至被命名为上官体，是唐诗中第一个以人的姓氏所命名的诗歌风格，可见其人当时影响之大。
虽然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之中，她的祖父上官仪便被武则天干掉，但上官体的影响仍然极大。家里有这样一位文豪长辈，上官婉儿人生经历又主要集中在禁宫之中，其审美意倾向于此并不意外。
上官体作为宫体诗中的翘楚代表，也将宫体诗注重雅致、形工、辞藻等特点挥到极致。基于对形式美的追求，上官仪总结六朝诗歌对偶，提出六对、八对的概念，又为律诗的最终成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但若讲到上官仪诗作的艺术生命力，也有一个很浅显的评判标准，后世有多少人能背诵他的诗？
上官婉儿在后世以才名著称，特别在中宗一朝更号称称量天下诗才，但见识上带来的局限性仍然不可忽略。
特别对于领略大唐诗歌盛况全貌的李潼而言，那真是要不客气的说一句，你和你的爷爷、包括你所称量的宋之问、沈佺期之流，全都是小弟弟！
多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见识不是白给的，不想跟你争辩，是怕你接不住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文抄诗万篇，你说气不气人？
上官婉儿并不知李潼心中已经将之归为小弟弟一类，她是真的喜欢这一诗中情景交融的致，但也真的可惜字语浅白近陋、失于对称、平仄逆声的缺点。
不过这倒也符合永安王的情况，身为故太子李贤的儿子，才情肯定是有的，但本身却又乏于系统的培养训练，以至于才情汹涌、落失言，佳作难出。
至于此前经由她手转呈太后的那一《慈乌诗》，上官婉儿本身也不认为是李潼所作。
她倒是想借着点评这一诗作之际，向永安王讲述一些作诗的技巧，以便日后情有所感，能够写出言工意整的雅致之作。不必强求才名惊艳，联绝之内吟卜韵辞，有这样一桩爱好，也能稍微排遣一下幽禁的苦闷。
上官婉儿便讲起这诗中失工失粘的情况，但很快便现李潼有些心不在焉，很快便意识到少年偶得佳句，难免沾沾自喜，希望能从旁人口中听到夸奖，对于错误的指正多少会有抵触。自己少年学诗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有这种要强的性情。
于是上官婉儿便也不再多作厌声扰人，转移话题讲起朝廷诏赠曾参太子太保，并配享孔庙的殊荣。
李潼听到这话，眸子顿时一亮。他跟曾参不熟，其人哀荣如何本来与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但是，他日前所进《慈乌诗》便有“请君封曾参”之语，眼下上官婉儿讲起朝廷果然封赠，彼此间自然是有关系的。
曾参哀荣高低与否，自然包庇不了眼下的李潼。但这件事却是一个信号，表示这一《慈乌诗》的确有了回响，而且不再只局限于禁宫之内，已经延伸到了外廷中。
武则天是一个封神狂魔，其所封授山水神明力度可以说是仅次于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姜子牙。姜子牙还只是周朝一个高级打工仔，武则天自己却是老板要开创周，看似泛滥无度的神鬼封赏，每一桩都有着具体的政治意图。
曾参因孝义而获封赠，李潼不知道这件事背后武则天与李旦这对母子有着什么样的交流，上官婉儿肯定也不会告诉他，但大概也能想到，无非是凭此敲打李旦，告诫他要恪守孝道，不要违逆母意。
如此一来，李潼一家人安全上自然更有保障，因为武则天需要用他们一家人去警示李旦。如果他们一家人还会继续遭殃，李旦看在眼里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左右都不得好死，那还忍个屁？拼了吧，拼个鱼死网破！
当然，实际上逻辑也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李潼一家也的确因此，在武则天看来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闲杂人等，而是已经有了那么一点价值的棋子。政治人物利弊取舍分明，只要他们存在所带来的隐患没有过能提供的价值，活命不难。
李潼也明白，这一点所谓的价值并不能维系长久。特别在武则天正式完成代唐革命之后，李旦自己都失去皇帝名位成为一个尴尬的皇嗣，他们一家自然也就没有了继续给予李旦警示的价值，会再次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，所以仍然需要保持谨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