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9章 孟子梁惠王上11（第1页）
作者【先秦】孟子
孟子见梁惠王[1]。王曰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[2]？”
孟子对曰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[3]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[4]？’士、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[5]。万乘之国[6]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[7]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[8]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注释
[1]梁惠王即魏惠王（前369—前319年在位），战国时魏国国君。名罃。“惠”是其死后的谥号。魏惠王在位时，因迫于秦国的压力，将都城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故亦称梁惠王。[2]以上三句意为，老先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那么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呢？亦则。[3]以上两句意为，大王何必说利？只有仁义罢了。亦只；仅仅。[4]家大夫的封邑，又称采地。[5]此句意为，上下互相争夺利，国家就危险了。交征互相争夺。征夺取。[6]乘（shèng）量词。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，一乘有甲士三人，普通兵卒七十二人，共七十五人。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，万乘之国为当时的大国。[7]以上三句意为，万份中占有千份，千份中占有百份，不算是不多。[8]以上两句意为，如果人们把义放在利之后，不全部夺取就不会满足。餍（yan）满足。
原边注
“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”（《礼记·大学》）
点评
本章为《孟子》一书章，从梁惠王称孟子为“叟”，知是孟子游历晚期事，列为章，关乎全书主旨也。据学者考证，孟子在滕国推行仁政失败后（参见2。13、2。14、2。15），听说魏惠王招贤纳士，于是率领门徒，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（6。4），浩浩荡荡来到魏国。孟子到魏国时，梁惠王正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，故急迫地问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？于是二人有了这场关于义利的着名对话。
朱熹说“义利之说，乃儒者第一义。”故这段文字被列为《孟子》的开篇，可能不是偶然的，它既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，也是理解《孟子》一书的关键。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，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坏，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为急迫的现实问题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。法家主张对内富国强兵，对外武力扩张，希望通过暴力重建政治秩序，其所行乃霸道；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则主张行仁政、王道，“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”（7。9），希望以仁义重建政治秩序。故孟子的义利之辨不只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，而先是政治秩序重建，是行霸道还是王道的问题——以仁义重建政治秩序是为王道，以暴力实现政治统治则为霸道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梁惠王“何以利吾国”的“利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利，不是民众的物质利益，而是指攻占别国的土地，杀戮别国的民众，是“欲以富国强兵为利”（赵岐注），实际是梁惠王扩张疆土，臣服秦、楚的“大欲”。故针对梁惠王的问，孟子明确回答“大王何必说利？只有仁义罢了。”孟子所说的义或仁义是指公正、正义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。孟子的义利之辨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层面。义利之辨的第一个层面是说，我们不能在一个没有道德原则，没有正义、秩序的环境中去追求利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人们还一味地追求利，那只能是诸侯想着去取代天子，大夫想着去杀害诸侯，士想着篡夺大夫，只能使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。孟子告诫人们，在一个无序、混乱的社会中，先不应该想着如何去追求利，而是建立起公正、正义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。
司马迁说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嗟乎！利诚乱之始也！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利，就是孟子所否定的利，也就是只讲个人需要不讲道义原则的利。所以我们不应只看到利，还应看到利背后的义，只有建立起义，建立起合理、公正的秩序，才能更好地追求利。这是两千年前孟子给我们的启示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孟子并不一概反对物质利益。《孔丛子》中子思与孟子的一段“对话”，将义利的关系讲得更为清楚。
孟轲问牧民何先，子思曰“先利之。”
曰“君子之所以教民，亦仁义，固所以利之乎？”
子思曰“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，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，此为不利大矣。故《易》曰‘利者，义之和也。’又曰‘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’此皆利之大者也。”（《杂训》）
这段文字与前面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显然具有某种联系。前文孟子主张“何必曰利”，这里“子思”却主张“先利之”；前面是孟子教导梁惠王，这里却是子思教导孟子。说明这段文字是针对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而，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和回应。不过据学者考证，子思与孟子年代相距较远，二人不及相见。故《孔丛子》中的这段文字并没有事实的根据，而可能是出于子思或孟子后学之手，意在说明经过子思的“教诲”，孟子也重视起民众的利益了。这虽然是虚构，但衡之以孟子“制民之产”的主张，也是符合孟子思想的。《孟子》上文中的“利”是指君王的“大欲”，故孟子主张“何必曰利”，而此段文字中的“利”是指民众的物质利益，故“子思”主张“先利之”。在孟子等儒家学者看来，执政者本来就是要为天下百姓谋取、创造利益的，执政者若奉行仁，遵守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各得其所，“此皆利之大者也”；若执政者抛弃了仁，违背了义，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，流离失所，甚至铤而走险，“此为不利大矣”。所以，义和利实际是统一的，或者说应该是统一的，这里“义”是指道义和公正、正义，“利”则是指社会的整体利益，指民众的物质利益。强调义利的统一，是孟子义利之辨的第二个层面。
故本章虽然是谈义利，但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、王道也是密切相关的。以民众的物质利益为重，对内实行仁义的是仁政，通过“得民心”使天下归附的是王道；而“以富国强兵为利”，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是暴政，通过武力扩张使天下臣服的是霸道。重视义还是重视利以及如何看待义利的关系，乃区分仁政与力政、王道与霸道的重要根据。故以下几章主要围绕仁政、王道展开论述。本章可与12。4合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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