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8章（第1页）

“从隋文帝至炀帝年间，对于高丽控制下的契丹，靺鞨等东胡族艰难而收效甚微的招抚过程，便可以知道高丽虽然不具备独立对抗中原王朝的实力，但其存在并对东胡各族保持着的实际控制力，在事实上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，难以真正地最终确立。

更有甚者，高丽控制着辽河流域这样的战略要地，如果其与突厥相勾结，则隋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严重威胁。

是以大业三年公元6o7年，当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无意间现高丽使节，顿时震怒不已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，已经有了浮上台面的征兆。

大业三年6o7年，自启民帐内回朝后，隋炀帝就立即召集群臣讨论高丽问题，当时的裴矩就列举了两大理由攻伐高丽，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。

二是高丽不臣。

大业七年611年，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，打通西域，征服西南，四方来朝，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。举目四顾，唯有高丽仍不臣服，甚至还潜通突厥，阻碍东亚国家入朝，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。

于是，炀帝下诏讨伐高丽，以期在东亚最终实现其统一战略目标。

然而在这个时候，石之轩的信念，以及他经略西域的成功经验，却使他劝说隋炀帝采用了一个类近于赌博的手段，从而使得这一场本来势在必行的征高丽之战，受尽了大隋历史的唾骂。

大业八年，隋113万大军分成24军，日一军，相去4o里，尾相继，长达96o里。

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，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。

这种只有存在于小说中的出征规模，就戏剧般的铺张了起来。

而这一所用，看似不合理，其实有着石之轩的深刻用意。”

“先，早在大业三年六月隋炀帝出巡突厥时，“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:“汉武出关，旌旗千里。今御营之外，请分为二十四军，日别遣一军，相去三十里，旗帜相望，钲鼓相闻，尾相隔，千里不绝，此亦出师之盛者也。”

毫无疑问，讨伐高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。

有史学家说得很清楚，兵巡突厥的目的是“出塞耀兵”。同样地，征伐高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。

重要的是，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丽。

大业八年二月条载，炀帝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。

曷萨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。

隋炀帝深知，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，并非诚心悦服。所以，他调集全国兵力，一方面想先声夺人，压服高丽，同时向各国示威，使之不敢反叛。

因此，出兵高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。

其次，十分明显，隋炀帝大规模出兵，意不在战，而在不战而胜。

这一点，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先，在二十四军里，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，“承诏慰抚，不受大将节制”。

这类受降、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，权力之大，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。

如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逮捕高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严重错误，就是明证。

第二，隋炀帝严令三军:“高丽若降，即宜抚纳，不得纵兵。”

这种措施甚至致使前线指挥失措，屡遭不利。

第三，当时的兵部尚书段文振曾上表提醒隋炀帝:“但夷狄诈，深须防拟，口陈降款，毋宜遽受。”这决不是无的放矢，反映出隋炀帝在出兵当初就制定了逼降高丽的方针。

身居决策上层的段文振看到了这一方针的危险性，才深相劝诫。

倾举国兵力做一场华丽的宣示，务求兵不血刃地逼降高丽。

只能说石之轩过于理想化了。

亦或者如我之前所说，这是一场豪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