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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二个原因是，我们还发现死者患有长期的抑郁症。”王文海出示了一张照片，“我们在死者的橱柜里发现他治疗抑郁症的药，分别是马普替林和氟伏沙明，还发现了病历本。根据病历本得知他有十年以上的抑郁症病史，中间几年曾经有所好转，最近两个星期，他又在重新服药。我已经安排了警察去找他的心理医生问话了。”

抑郁症患者证据倒是无比强力。自杀行为是抑郁症常见及最严重的并发症，据统计，自杀者里抑郁症患者占到了百分之四十。

“第三个原因呢？”徐云江问。

“现场的一切细节都说明，他没有求救行为。”

毒鼠强不是传说中那种见血封喉的毒物，从中毒发作到意识不清有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和中毒量成反比。

“根据法医的检验结果，他摄入毒鼠强的剂量较高，但中毒发作到意识不清有几分钟时间——打个电话是没问题的，他的手机就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，拿起来打个电话不难。”

“应该还有其他发现吧？”徐云江继续问。

从昨天下午警方发现案情到现在过了十几个小时，依照“命案必破”的要求，刑警们应该已经把周宏杰查了个底朝天了。

“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，死者基本没有朋友，日常生活固定、沉闷、单调，总是在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。但死亡的几天前，他的生活忽然起了波澜，他和几个人有接触。比如，在去世的两天前晚上，他和一位据称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见了面；去世当天，他和两名年轻女人见过面，并且邀请她们去了自己家。”

“是程茵、郗羽和李泽文？”

“对，就是这三人。徐队，这也是我请你过来的另一个原因。我们在调查这三人时发现，三天前你在分局大厅和这位教授、还有郗羽见过面——题外话，你们在大厅里太显眼了，不少人注意到你们，后来你又跟队里的小张打听过程茵的事。我猜测你之前就潘越的案件和他俩交流过，掌握了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。”

徐云江露出一个了然的笑。所谓的“显眼”一定是指李泽文和郗羽这两人，这两人的外表确实出色，让人过目难忘。即便如此，他也要称赞刑侦队的同事，工作作风如此扎实，观察日常细节的水平出众。

“我的确掌握一些情况，”徐云江解释，“你们看了案卷，应该已经知道，郗羽是潘越坠楼案的相关人。不过你们未必知道，她还是我队里黎宇飞的小姨子。这起高坠死亡案已经结案十几年，我本来就忘得差不多了。可几天前，黎宇飞跟我说，郗羽和她的一位教授想见我一面，这两人正在用自己的手段重查潘越坠楼这起旧案，那位李教授认为，潘越坠楼自杀……”

随着徐云江的叙述，王文海眉心的皱纹越来越多——实际上他还不到四十岁，能露出这样的表情已经是很少见。

中学政治课告诉我们，事物之间是有着普遍联系的。作为一名刑警，王文海对这句话的感受很深。世界上复杂的案件没有那么多，除了极少数不可控的意外事故，每一起有预谋的事故（包括自杀和谋杀）都有着深刻的原因。可现在他面对的这起案件似乎有点过于深刻，居然可能和十几年前的高坠死亡案产生关系。

“这位李教授凭什么这么说？”和绝大多数人专业人士一样，王文海也下意识怀疑外行人，“他一句话就否定你们十几年前的调查结果，而你相信他的话？”

徐云江对此很坦诚：“起初，我和你观点一致，认为他是外行人；见面之后，我发现自己低估了对方。”

“真的？”王文海怀疑的反问。

“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，”徐云江表情复杂看着手中的A4纸，“至少从周宏杰的这封‘遗言’看，潘越很可能确实不是自杀，他的推测有道理。很可能，周宏杰的死和李泽文、郗羽重新调查潘越坠楼真相有关。”

王文海沉思了一会，试图理清这相隔十四年的两期命案之间的关系。

徐云江把A4纸放下，道出自己的想法：“我想，也许是李泽文的手里可能已经掌握了强有力的线索，周宏杰被逼到绝境，所以服毒自杀。”

“强有力的线索？这可是冷案，十四年前，证据恐怕不好找吧？”

“这位李教授的舅舅可是陶景森，他掌握了一套专业调查方法，就算他马上改行当刑警也毫无问题。”徐云江说。

“陶景森……这名字……”王文海的脑子打了个转，目光落到最近办公桌上的书架上，他颇感震撼地伸手指了指书架，“写《刑事侦查学》的那位陶局长？部里的刑事侦查局的局长？”

“就是这位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真的。我已经证实了。”

或许是因为陶景森的名字太给力，王文海不再怀疑，他一秒钟改正态度：“看来我们必须要联系上他了。一小时前我们给他打过电话——但没有打通。”

“我昨天还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试试看。”

于是徐云江拿出手机拨通了给李泽文的电话。电话仅仅响了两声后李泽文的声音就清晰地出现了。

“你好，徐队。”李泽文说。

徐云江道：“李教授，我们这边出现了一桩新案子，可能需要你帮助调查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李泽文的声音非常平稳，“徐队，我五分钟内就将到达开云区公安分局，麻烦你帮我办理访客手续。”

“好，没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