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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“当时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全程在一起，不存在有单独说明术前风险的情况。”王涛说：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刘强先生没有对手术方案提出异议，也没有说明hIV阳性的事情。”

  “原告方证人的证言里明确说明，在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前，他在急诊室门口与被告说明了李文的病症和身体状况。”公诉人说。

  “我方当事人明确说明，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的反馈。”王涛说得很笃定：“刘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，意识不够清醒，可能有混淆记忆的情况。”

  “当时刘强有明显的醉酒表现吗。”审判长问。

  “有的。”王涛说。

  “他的意识清醒吗？”审判长问。

  王涛犹豫了一瞬，转头看了看纪尧，纪尧不太敢贸然回答，怕说多错多，于是冲着王涛摇了摇头。

  “不完全清醒。”王涛说：“所以我方认为，刘强的证言存在疏漏、错乱的可能性，不能当做唯一决定性证据。”

  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当时在明知对方不清醒的情况下，被告人还对着一个醉酒人员进行了‘手术风险告知’是吗？”蒋衡突然问。

  王涛心里咯噔一声。

  因为他马上现，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中。

  如果承认刘强意识不清醒，那纪尧所谓的“术前告知”没有任何意义，他没有争得直系亲属同意，也没有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处置方法把事情上报院方就进行了手术，这在流程上就理亏。

  但如果承认刘强当时有清晰的自我意识，则会侧面抬高他的证言说服力。

  纪尧显然也现了这个问题，他的心猛然收紧，侧头看向了王涛。

  “被告。”审判长说：“当时刘强是深度醉酒状态吗？”

  “照实说。”王涛低声说。

  “他确实是醉酒状态。”纪尧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因为紧张，所以说得有些磕绊：“但他也能跟我交流，过程中一直在哭，还说过让我救救他儿子。”

  “公诉人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审判长说。

  “申请证人上庭。”公诉人说。

  庭审到了这个地步，刘强的证词完整度显得格外重要。

  根据隔离原则，刘强没有旁听这场庭审，他被叫进来的时候，屋内的气氛很紧张，李玲华眼圈通红，屋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身上，沉得让他腿软。

  刘强不知道庭审走到哪一步了，心里止不住地虚，眼神在李玲华和纪尧之间来回游移。

  他一步三磨蹭地走上证人席，稀里糊涂地念完了保证书，然后在公诉人的问话下把自己之前说过无数次的说辞重复述了一遍。

  “你在跟被告沟通交流的时候，是处于什么情况？”公诉人问：“是主动告知，还是回答医生提问的问题。”

  “我主动说的。”刘强连忙道：“他说要给小文开刀，我就赶紧说了。”

  “具体内容是什么？”公诉人问。